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征与“三农”领域直接相关，这个特征可以用“生态化”概括，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之下的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应是生态化。通过投资环境建设和保护并不能实现生态化，它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社会参与式的生态化叫做社会生态化（Participatory Ecologization）。社会生态化的实现建立在过去工业改造农业的成果上，使得农业与一二三产融合，最终调整到与二十大精神直接结合的生态化的农业4.0。
农业1.0指大规模集约化的大农场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于以殖民为特征的野蛮资本主义，即盎格鲁-美利坚模式（Anglo-American Model）。这种模式通过农业一产化大规模地从农业领域提取剩余，用于支撑宗主国工业化的发展。农业2.0指宗主国完成工业化以后，通过工业改造农业、加长农业的产业链获得额外收益，多表现为车间化农业。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扩张需要大量的基本农产品供给，农业1.0和农业2.0的规模化集约改造成为必要选择，但人们很少关注工业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所形成的负外部性。
今天的技术日新月异，现在可以通过数智化改造农业，但在农业的生产领域中，这种做法仅在个别环节上是有效的，它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人体所需要的微生物菌群结构决定着人体的健康水平，甚至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食物作为微生物菌群摄入的重要来源，经过现代工业改造变为水培种植，这一系列的生产流程看上去非常现代化，深受抱有精致现代化想象的人欢迎，但远离了土壤中才有的微生物菌群，我们吃下去的还是食物吗？除此之外，试图脱离自然环境的农业生产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可能目前坚持生态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更为合理一点，暂时不应该激进地把脱离自然当作农业生产发展的唯一方向。
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环境问题，诸多环境问题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全球暖化。这几年的极端气候已经展现了气候危机如何在人类社会中演变为结构性的灾难。河南大水遭遇到现代城市的水泥森林和柏油沙漠，天然来水无法沉降，以至于陆上行舟，这充分暴露了过去激进城市化的显著错误，这种城市建设的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难道与这种城市化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不需要进一步考察？集约化生产的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同样被很多人忽视，但当今农业已经成为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农业经过规模化生产的改造后，往往也是化学化的生产。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致使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断下降，地表的毒化程度同步提高，如果不及时调整生产方式，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恐将无法解决。
农业1.0到农业2.0是一个客观的转化过程，而在农业3.0阶段则产生了重要的不同。农业3.0的重要一支是规模化农业与金融资本结合对世界市场完成垄断的模式。农业产品占据世界市场重要份额的国家，通过把农产品与金融资本交易挂钩，控制市场获得投机收益，甚至可以将重要产品作为攻击他国的武器。这种模式以美国为首。美国将商品粮交易与美元结算绑定，同时又把美元结算与产油国挂钩，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两类大宗商品受到美元结算的约束，世界各国要想获得粮食和石油就需要美元，获得美元则需要拿美国需要的东西与之贸易，甚至被迫出卖国家主权。
同时，美军把守着重要的海运通道，被规模化生产改造后的农业若对外来能源有一定的进口依赖，国家安全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在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由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国际四大粮商完成垄断。它们与金融资本之间紧密的利益关系怎么表现？无外乎就是金融资本追求市场上的流动性，依靠多空交易完成资产收割。多空交易依靠市场信息，而信息的垄断者不言自明。
后发国家对此深受其害。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爆发，奥巴马政府推出4万亿美元的救市措施，其中60%的资金流向国际市场，其中相当部分流向石油市场和粮食市场，导致小麦价格上涨2倍，石油价格上涨4倍半，铁矿石价格上涨3倍。中国作为进口大国，相当于大量吃进通胀，帮助美国消化了大规模增发的美元。在世界粮食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因粮价暴涨世界产生了38个饥饿国家，大量民众死于人祸。最近巴西的卢拉重新上台，宣布在两年内解决饥饿问题，但这些国家饥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产出，而是没有农业生产的主权，又因金融资本操纵粮食价格，使得急需粮食的国家无法承受。粮食问题真正的根源在于制度，而不在于供求。
在东亚国家，农业3.0有着另一种重要表现。最早完成农业3.0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做法是：把农村中所有能够产生较高收益的经营领域全部交由农民综合组织来运作。如日本农协、韩国农会、台湾农会模式（以下简称“农协”）。如今赚得盆满钵满的房地产行业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农协均可以参与，在金融运作中农协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对于农协的一个重要的要求是，经营收益的51%要返还给农民、农业。也因此，日本农民的人均收入1.6倍于城市。农业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带来多层次的综合效益，农业的综合发展思路在东亚原住民的农业模式之中早就存在，但我们的眼光并不向近看，而只是紧盯着与我们具有本质不同的美洲大陆。
“两山”理念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提出，要求农村必须是全方位、全空间、全地域的综合性治理。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乡村振兴作为推动国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政策内涵的时候，农业4.0呼之欲出。农业4.0在于城乡融合、社会参与。城市中难有生态，也因此当我们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乡村。
我们长期以来主张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如果它不是广泛参与的生态化的农业体系，便很难有所进展。农业4.0概念一定程度上是把一二三产融合的农业3.0增加向生态化、社会化转型的可能性。为了实现这个可能性，需要重构农村的微观主体，推动城乡融合，畅通要素流动。农村中有着大量的资源性资产尚未进入货币化，我们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手段使它进入交易。也因此，领导人提出的“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是中国“三农”领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4.0的核心内涵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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